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又一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是全国各族人民争取国家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以邓小平为首的广西前委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实际结合起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走出了一条以少数民族群众工作为基础，以上层统战工作为关键，以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为灵魂，以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实质的革命胜利之路。
　　一、尊重实际开展民族工作，为起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左右江地区是当时全国唯一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革命根据地。壮族人口占总人口85%左右，汉族占10%左右，瑶族占3%左右，其他民族占2%左右。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压迫和挑拨离间的分化政策，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加上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使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如何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这是百色起义开展群众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邓小平把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与民族政策紧密结合，迅速打开我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新局面。
　　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广西前委，后又改称红七军前委），坚决贯彻党的六大正确方针，根据广西各民族实际制定正确的策略。一方面，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把各民族平等放在第一位，既照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又平等地对待各族人民。1929年10月颁布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革命的工农兵、瑶民及劳动妇女有居住、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1]这一政策虽然仅提到瑶民，但瑶族人民受阶级压迫最深，政治地位低下，瑶民毫无人身自由权，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此，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广泛的宣传教育和制订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为争取最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和任用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壮大组织力量。第一，举办理论培训班，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邓小平曾先后在东兰县和恩隆县（今田东县）举办几期党政训练班，并亲自编写教材和讲课。据统计，从1929年底至1930年10月，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红七军第三纵队部先后在东兰县举办了有各族干部参加的各种训练班7期，另外还单独举办两期瑶族干部训练班。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提高了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第二，大胆提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接受锻炼，成长为根据地的中坚力量。红七军前委不仅任命韦拔群、黄治峰为纵队长，陈洪涛为右江特委书记，而且还提拔了廖源芳、陈恩深、黄世新、黄冠群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指挥员。当时的右江特委11名委员中9名是壮族，第一届右江苏维埃政府11名委员中壮、瑶族委员占7名，第二届右江苏维埃政府8名委员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和干部大多数是少数民族。
　　通过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教育、制订符合广西实际的民族政策、培养和任用了一大批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等手段。广西党组织在右江地区的群众力量日益强大，组织进一步巩固，党与右江各族人民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各民族达到空前团结。这为取得百色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不唯书，积极争取广西地方上层人士对革命的支持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由此可见，以“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为主要内容的统战工作是党的工作重点。土地革命时期，年轻而幼稚的党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连续三次犯“左”倾错误，在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和罗明纳兹理论的影响下，党中央始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可信的阶层，党内“关门主义”、“孤立主义”之风盛行。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这就不能把更多的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争取过来，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3]。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掌握全国政权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同地方军阀势力展开连年的混战，即“军事北伐，政治南伐”。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由于俞作柏和李明瑞倒戈，使桂系的军队全线崩溃。桂系失败后，南京政府正式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后为第四编遣区主任）。俞、李由此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由于广西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工农运动的基础，尤其是右江地区，大革命失败后仍有韦拔群等领导继续坚持武装暴动。因此，俞、李主政广西后，想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求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工作。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6月，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为中共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工作，并领导广西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先后派出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干部到广西工作。
　　邓小平到南宁后，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同张云逸等人从广西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把重点放在对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团结、教育、争取工作上，成功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我党同俞、李等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实现了合作，推动了广西革命斗争的发展。首先进行“将”变。邓小平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全面剖析广西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矛盾斗争情况，既看到主桂的广西籍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曾利用蒋介石倒桂，又看到他们与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和新桂系军阀的矛盾；既看到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工作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主动请求中国共产党派干部协助其工作的意图及其局限性，也看到他们在大革命前后的进步倾向和主桂后对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将给革命带来的有利时机。因此，邓小平审时度势，从广西实际出发，以无产阶级的非凡革命胆略，制定对主桂的国民党左派军人将领进行工作的正确策略：既把俞作柏、李明瑞与国民党右派区别，对他们实行团结、争取、教育的方针，与他们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事，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趁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对新桂系中的顽固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则给予坚决的打击和孤立。邓小平卓有成效地亲自做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将领的统战工作，与他们真诚相见，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并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终于使俞作柏、李明瑞等左派军人将领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后当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反蒋失败，其思想十分苦闷和傍徨不定时，中国共产党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帮助，派人护送他们到龙州，并主动找他们谈心，介绍《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给李明瑞阅读，指出其革命前途和出路，启发他们打起红旗，参加革命。最后，经过邓小平等人的耐心教育帮助，李明瑞终于与旧营垒决裂，毅然投身革命队伍，参加龙州起义领导工作，后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指挥员。
　　其次，根据形势发展进行“兵变”，“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一方面在俞、李旧军队中，秘密建立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等组织。另一方面根据《农民运动的策略》加紧发动工农兵的工作。1929年8月中旬，由中国共产党策划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加紧农民运动工作，会议决定成立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会议中，经党的活动，建议俞、李成立“右江护商大队”，俞作柏同意拨出一个营的武器，给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农军，大大增强了右江农军的实力。这便成为后来韦拔群等领导的农军与经过改造的俞、李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基本力量。在俞、李联合汪精卫、张发奎国民党改组派反蒋前两个月，党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活动筹建，李明瑞接受建议。张云逸领导教导总队工作，设立三个营九个连，学员都是从部队里抽调上来的班、排长。张云逸又将广东、广西各地方党组织选送来的工人和学生党员一部分编入警备第五大队，余下的分配到教导总队各连队当干部和学员，各连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士兵委员会。教导总队共1000多人，九个连队的连干部全是共产党员，排长由思想进步，或比较接近中共党员的人担任。另派一批干部担任总队的教官。中共党员牢牢控制了教导总队各级领导权后，对下层官兵的宣传教育思想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结合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两个月内教导总队迅速发展了300多名新党员，党员占了近三分之一的人数，牢固地掌握这支部队成为党的武装力量。后来，俞、李举旗反蒋，要把这支部队拉往前线，张云逸以后方须要维持治安为由，留下这支部队，俞、李只好作罢。总队在发展党员的同时，对反动的旧军官，予以调离，给予其高位厚禄，担任教官，使其脱离指挥岗位，远离士兵群众，将他们对部队的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李明瑞知道张云逸在国民革命北伐军有“铁军”之称的第四军当过师参谋长，有意请张云逸兼任警备第四大队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帮助改造第四大队。张、李接任，立即运用改造教导总队的经验，发动士兵群众揭露旧军官普遍吃空额、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等军阀作风，以此为由，撤换有劣迹的旧军官。被撤换的军官，除少数人外，大多数调到教导总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又从教导总队调出约I00名中共党员到第四大队任连排干部，并大量动员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部队，增加新成份，减少旧成份。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改造工作，第四大队由1000多人扩编到2000多人。第四大队到右江立即武装农民，将5000多支枪，大部分分给东兰、凤山、奉议、平马、果德、向都等六县农会建立农军。第四大队与农军配合起来，豪绅倍受打击，地方群众组织强大起来，使右江革命形势高涨起来。
　　邓小平通过对李、俞二人的统战工作，对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改造初步成功，为百色起义建立红军，实行工农兵联合总暴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工农兵群众基础。他这种敢于“违背”中共六大指示精神，充分利用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来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我军力量的做法得到了肯定。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百色起义中对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指出：“‘六大’认为在军官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4]
　　三、不唯上，随机应变，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正在广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时，全国的局势及广西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改组派首领汪精卫策动在湖北的张发奎反蒋，企图南下进攻广东军阀陈济棠，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为弥补兵力不足，派特使薛岳来南宁游说俞、李共同反蒋。俞、李不听邓小平等人的劝阻，为了扩大地盘，置政权未稳，经济困难，兵力不足于不顾，仓促同意出兵攻粤反蒋。1929年10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进军广东，不料，他们手下仅有的两个师和一个旅全部被蒋介石收买，阵前叛变投蒋。俞、李众叛亲离，仅仅10天，反蒋活动便宣告失败。俞、李反蒋失败消息传来，南宁政局混乱。
　　在严峻的形势之下，显然按原来的谋划，通过统战、群众运动壮大我党我军力量形成革命局部优势，再以局部促进大局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生转化，最后水到渠成地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己不合时宜。发动起义迫在眉睫，但在起义的地点问题上，广西特委内部出现分歧：有的主张把我党已控制的部队拉到梧州、桂平一带另图发展；有的主张在南宁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应当说，这些主张都是不足取的，主要的理由是：把队伍拉到梧州、桂平，该地区驻有重兵，群众基础及地理位置不利于图谋发展；在南宁举行起义，准备工作不充分，难以成功，也难以站稳脚跟。
　　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智慧，审时度势，果断采取了随机应变的应对策略。从广西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时的具体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广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转移。在劝说俞、李放弃攻粤反蒋无效的情况下，指示党组织有关人员采取灵活有效的办法保存实力，把我党掌握的部队拉出去，到群众基础好、蒋桂势力难及的左右江山区去，和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准备武装起义并建立根据地。
　　应该说，邓小平决定把起义地点放在左右江山区的举动，在当时是冒政治风险的。党的六大依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依然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29年9月在南宁召开的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贯彻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了“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方针任务[5]。但大会同时按照广东省委8月17日“必须集中力量注意三大城市的职工运动”的指示精神，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全省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特委应集中人力、财力建立这三个中心城市的工作。”到10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仍然强调广西党的组织应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广西特委应“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去“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仍把城市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而没有放在农村的农民运动，更没有考虑将百色作为起义的地点。
　　1929年11月初，从南宁派往香港向广东省委和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计划，并颁给中国红军第七军的番号。邓小平立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右江地区当时的实际情况，前委决定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
　　四、只唯实，“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贯彻始终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成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后任政治委员），张云逸担任军长，陈豪人担任政治部主任。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军部和前委设在百色粤东会馆，不久，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起义成功后，以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前委始终贯彻执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按照“是否建立和发展了工农红军、是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相对巩固；是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相对巩固。”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百色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
　　首先，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使右江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过程中，重视兵权，强化武装，把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放在首位。在掌握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广西教导总队兵力的基础上，加上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从而在1929年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时创建了红七军。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领导下，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七军发展到7000人，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劲旅。红七军的创立，既是百色起义的前提和成果，又是百色起义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
　　其次，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右江地区产生了红色政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而且也说明是否夺得政权是革命成败的首要的基本标志。对于无产阶级发展的初始时期所夺得的地方政权同样具有指导意义。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由于党掌握了枪，有了人民武装，所以能在宣布起义的次日在恩隆县平马镇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这是在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的包围中产生的红色政权，它是黑暗中的星星之火，是右江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的强大后盾和胜利象征，是这一次起义全面胜利的首要标志。
　　再次，百色起义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由于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苏维埃政权，因而就能建立起右江革命根据地。这一革命根据地以右江河谷的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化等县为中心区域，以西北部的凌云、乐业、东兰、巴马、凤山、河池、都安等县和南部的向都、镇结、天保、靖西等县为两冀，形成具有16个县，创建了一个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拥有100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右江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15个革命根据地中较大的根据地之一。这一根据地成为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依托，是党的组织和红军发展壮大的基地。这一根据地的人民武装力量，多次击退反动武装的反扑，从而使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相对巩固。因此，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也是百色起义取得全面胜利的明证。
　　百色起义坚持把党领导的正规武装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事求是地区分国民党阵营中的革命左派和反动派，卓有成效地对国民党左派进行统战工作，重建统一战线；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发挥各民族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百色起义的斗争实践，进一步揭示了革命力量在农村得以存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证明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6]实践上批判了“城市中心论”的“左”的盲动主义错误，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百色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最终形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建立起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奋斗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统一。百色起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今天对我们党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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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3]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94.
　　[4]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83.
　　[5] 庚新顺。 广西革命战争史纪事（1919-1949）[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01.
　　[6]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等。百色起义史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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